闻听皇帝对同安王郑芝龙满怀信心，弘毅毫不意外。

其实对于郑芝龙，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他会有朝一日公然再度背叛清廷！别的不说，郑芝龙做海贼，算是首叛；到泉州归降又驾船而去，这是再叛；降明又归清，此乃三叛。若是再叛了清廷，连个“贰臣”都算不上，结果只能是“里外不是人、满汉不讨好”！再次背叛的成本太大，而且还看不到有何利好让他如此抉择，作为一个大海商、大商人，他是绝不不会去做这种风险投资的。

“儿臣只有一处担忧，却不是同安王，而是海澄王郑世森！”弘毅判断是时候说一说郑成功了！

“何出此言？”福临心中一凛，却故作镇定。

对于郑森此人，青年皇帝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自打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郑芝龙降清，郑森劝止其父未果遂至孔庙哭庙、焚儒服后，就打着“背父救国”的旗号，率部出海，在金厦一带继续抗清。顺治四年至七年间，郑森率领他老爹留给自己的海上劲旅、原班人马，连破福建同安、海澄、漳浦、泉州及闽南沿海一带地方，进据金门、厦门。郑森更是把厦门改名为“思明州[1]”，成为抗清的政治中心和基地。

直到顺治十一年期间，郑、清双方交手数次，除了战场之上，主要还是在招降与归顺的问题上打嘴仗。特别是顺治九年之后，福临和郑森在如何归降的问题上。曾经达成了广泛而深入的“部分一致”——

顺治九年、十年，福临曾经数次下旨，说明郑森不降的具体原因无非是多尔衮掣肘、上情下达不利等等，先后封其为海澄公、靖海将军，对其颁印敕谕、赐服赏银。郑森也和朝廷数次书面来往，深入谈判。到了顺治十一年四月，双方除了在“保留发型衣冠”、“行使地方管辖权”、“收取洋船课税”这三个问题上始终谈不拢之外，诸如驻防“泉漳惠潮”四府、兵饷拨给、管民文官、原辖武官、防剿海寇、稽察洋船等等，清廷都是准许了郑森的要求。

为何前述三个问题谈不拢？

剃发易服不用说了，这是满洲同志的心结。

行使地方管辖权。郑森想自己说了算。清廷还要委派“州府道台”各级官吏来管理地方政务，这是仿照清初三大异姓藩王、除了吴三桂之外的普遍做法——你可以提领地方，但却不能只手遮天。所以福临再三强调：“地方官评民事、词讼钱粮等项，俱系有司职掌。自有督抚管理。尔【郑森】不得干预”。

至于收取洋船课税一项。却最为有趣——郑森总结老爹郑芝龙的经验，认为通过对农耕经济抽税的法子，是很难养活自己的庞大水师的。而且不利于收拢人心，那就必须从红毛身上抽取重利。而清廷也不是傻帽，西人身上油水多多，岂可拱手相让、让你郑森用以壮大发展？于是，福临明确要求“收取洋船课税，仍交布政使司解京”。

三个难点虽然棘手，但双方却始终保持联络，你来我往，各自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。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七月，情势却急转直下，这从当时福临的一道旨意中可以发现——

“己丑（七月初二），谕海澄公、靖海将军郑成功曰：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，披肝效顺，矢忠勿二，方能建立事功，身名俱泰。未有猜疑观望可称识时知命者。朕承皇天眷佑，奄有万方，海陬一隅，何难偏师戡定？但闽峤苍生皆吾赤子，不忍勤兵。又念尔父郑芝龙投诚最早，忠顺可嘉，故推恩延赏，封尔公爵，给与敕印。俾尔驻劄【扎】泉、漳、惠、潮四府，拨给游营兵饷，养尔部下弁兵。朕之推诚待尔可谓至矣！尔自当薙发倾心，义不再计。”

“今据尔疏奏，虽受敕印，尚未薙发，冀望委畀全闽。又谬称用兵屯劄舟山，就近支给温、台、宁、绍等处钱粮。词语多乖，要求无厌！乃复以未彻【撤】四府防兵为辞。尔尚未归诚，岂有先彻防兵之理？尔若怀疑犹豫、原无归诚实心，当明白陈说。顺逆两端，一言可决！今如遵照所领敕印、薙发归顺则已，如不归顺，尔其熟思审图，毋贻后悔！”

由此可见，双方矛盾的焦点就在于两条：剃发是否、泉漳惠潮四府是否由郑森之军独自驻扎。